记者：四十年前，您在做什么？

　　杨佳：四十年前我还是个中学生。那是1978年，我在湖南师大附中读高一，当时是理科实验班的学习委员和英语课代表。

　　记者：您那个时候学习就这么好，理科实验班还是课代表。

　　杨佳：对。那一年有两篇文章可以说影响了我们这一代人，一个是郭沫若的《科学的春天》，还有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从小我和我的同学就非常崇拜科学家，要说有什么愿望，就是一个愿望：长大了要当科学家。

　　记者：那您高考的时候报考志愿跟科学相关吗？

　　杨佳：高考实际上，当时倒没有，高考就是为了感受一下考场是什么样的感觉。因为我那时候是高一，我那一年不应该是高考，但因为成绩好，在中学生数学和英语竞赛里面都取得了好成绩，名列前茅，所以学校就推荐我去试试，当时也没多想，试试就试试呗，没想到一试就考上了。

　　记者：那一年您多少岁？

　　杨佳：那一年我15岁。

　　记者：大学生活对您来说过得怎么样？

　　杨佳：觉得非常充实。我记得当时是穿着一件印着“Spring of Science(科学的春天)”的衬衫走进大学校园的。我们1977、1978级的，因为就差半年，所以在一起，但是我们有个特点，就是年龄相差很大，像我们同宿舍的一位同学，她的哥哥也考上这所大学了。同学里面有兄妹，有夫妻，有的是属于父与子这个辈分的，当时我考上大学的时候，就是我和我的班主任同时考上的。

　　记者：您跟您高中的班主任同时考上大学？

　　杨佳：对，高中的班主任，还有我们的美术老师，也是同时考上的，他考上了中央美院。所以就是这样，师生关系都有，但是大家最主要都有一个特点，就是一种特别强烈的使命感和紧迫感。当时有句口号“把失去的十年夺回来”，这是我们国家积淀了十年的精英。

　　记者：那您觉得您用这四年时间把这十年夺回来了吗？

　　杨佳：我跟大家一样，夺回来了，尽管是年纪最小。我记得当时宿舍有规定，晚上9点钟熄灯，就拉闸了。我睡上铺，半夜醒来发现还有灯光，原来下铺的一位同学是头上戴着一顶矿工帽，在那儿聚精会神地看书。这种精神感染着我，在这种环境下，你不可能不用功，也不敢懈怠。最后就是这样，我成了年纪最小的少年大学生，也是成绩最好的。

　　记者：是，环境造就了一个人。19岁您毕业了，留校任教当老师，您是最年轻的学生，同时也是最年轻的讲师，那您觉得这两个“最”，和我们改革开放这个大环境有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杨佳：当然有了。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我的今天，也就没有我从一个高一的学生成为一个大学生这样的转变。另外，改革开放的确给了我们这么一个机会。我一毕业留校任教时是19岁，去参加高考阅卷的经历很有意思。那是在开封，是现在的河南大学，高考阅卷是7月份，天很热，我扎了个马尾，穿了条花裙子，就那么兴高采烈地去报到了，没想到门卫一下子就拦住了，操着开封话说：“回去吧，回去吧，现在不让查分。”

　　记者：不让查分，把你当学生了。

　　杨佳：把我当学生了。好说歹说他就不放行，幸亏我的同事及时赶到，说：“让她进去吧，我们是一块的，她也是阅卷老师。”就这样才让我进门了。我进了门以后，还听他在那儿自言自语：“这是咋回事咧。”我现在想起来都挺好笑的，因为可能怎么看我都像是一个考生，而不像一个阅卷的老师。

　　记者：从小到大您的这些成绩，换现在来说就是“别人家的孩子”。您觉得这跟父母的影响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杨佳：我父母也是老师，原来在我们家的书架上就有一本书，那个名字就叫《课堂的艺术》，我记得封面就是一幅腊梅国画，我很高兴能当上老师，有这么一个平台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跟自己最好的老师，还有最好的学生在一起。

　　记者：我们知道之后您的生活突然出现了一些变故，身体出现了状况。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杨佳：当时上课时读课文，老是读错行，到后来书上的词就变得越来越模糊。然后更可怕的是视力不行了，视野也变得越来越窄，可以说像舞台的大幕就慢慢地往中心合拢。

　　记者：那个时候对您情绪上有什么变化吗？

　　杨佳：当时以为不会很严重，换一副眼镜就可以了，后来去同仁医院检查。

　　记者：当时医生怎么讲？

　　杨佳：医生没跟我说什么，但是跟我父亲说了。

　　记者：父亲瞒着您了吗？

　　杨佳：对，我父亲一夜白头。父亲当时问医生有什么药可以开，但那天什么药都没拿到，就是一通检查，然后他什么也没说。后来我才知道，我得的是视网膜色素变性，是一种罕见病，失明将不可逆转，这是很难接受的，所以只能希望还可以治好，西医不行看中医。

　　记者：都去尝试。

　　杨佳：对，还有针灸，还有一种是最痛苦的，就是“球后注射”，都尝试过了，可是都无济于事。“球后注射”是一个很长很长的针，你必须看，眼睛目不转睛地。此后，视力一天不如一天，我记得我新办好的国家图书馆的借书证递到手中的时候，我已经看不清自己的相片了，就这样，终于有一天，那是一个冬天的早晨，我睁开眼睛后是一片漆黑。

　　记者：您刚才用了“终于”两个字，您是之前就有想过这样一个最坏的结果吗？

　　杨佳：我知道会有两种结果，要么治好，要么失明，只希望这一天来得慢一点。回想起来，当年我的光明世界，那段二十九年的光明，是最美好的。我至今也忘不了蓝天白云、绿水青山，还有父亲的神采、母亲的笑容，这对我来说都成了最美好的回忆。

　　记者：您失明之后，父亲和母亲还一直鼓励着您，陪伴着您，给您最大的支持。我记得有一次采访当中，记者问到您父亲，说当时得知您生病之后他是什么感受？当时您父亲做了一个比喻，他淡淡地说了一句“我就是她的拐杖”，然后一下子镜头扫到了您，能看到您眼眶湿润了。您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当时您听到父亲这句话的时候，内心活动是什么样的吗？

　　杨佳：是，当时我热泪盈眶。因为家人总是在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或者最困难的时候出现。失明以后，伴随而来的还有婚姻家庭的破裂，这时候我感受到做残疾人的艰难，而残疾女性更难，盲人又是残中之残。

　　记者：这个时候您觉得家人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杨佳：那就是最温馨的港湾。当时有人就说，我就像汪洋中的一条船，有家人的陪伴，不离不弃。我很少跟他们说自己的感受，比如说有一次我坐公交车，有人提醒我说那儿有个座，我一动不动站在原地拼命地想，他说的那儿到底是哪儿？再往下就不太敢讲了。因为一个生活中连这儿、那儿都分不清的人，那他生命的位置又在哪儿？

　　记者：您刚才讲的这些，我觉得对任何一个人都是不可想象的困难，但是我发现您在讲述的时候嘴角依然上扬，云淡风清，好像没有什么，我觉得这是您最宝贵的品质之一，在遇到所有困难和挫折的时候，您都觉得一定会战胜它，所有的困难都会过去。

　　杨佳：现在回头看可以这样，当时的确非常艰难。一切从头开始，要像个小孩，在父母的帮助下一步步学穿衣、学吃饭、学走路。我是用盲杖探路，走着走着把自己给绊倒了。大热天，用吸管喝饮料，一低头，吸管戳伤了眼睛，所以现在戴着眼镜。

　　记者：你是为了保护眼睛？

　　杨佳：为了保护眼睛。但是从不戴墨镜，是因为还想留住跟大家，跟每个人交流的一个目光。

　　记者：我曾经在网上看过一个帖子，说您的学生上您的课，快半个学期了，还不知道您是个盲人。这就说明其实您的状态非常好，大家根本看不出来您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但是对于像我们不了解情况的人就觉得很好奇，您上课需要板书，这是怎么完成的？怎样让同学们看不出来您身体的异常呢？

　　杨佳：为了做到这一点，我的确是做了很多的准备工作。上课重返讲台的确是我的一个心愿，这个时候就是父亲说过的“爸爸给你当拐杖”。所以失明这么多年，几千个日日夜夜，我就紧紧地握着父亲的手臂坐公交，挤地铁，辗转到教学楼。早上8点我会在教室里准时迎候我的学生，他们不会知道，为了不迟到我跟父亲不到6点就出门了，刚才提到的那个板书，学生不会知道我紧贴黑板的左手是在悄悄丈量尺寸，还有这个脚步也是这样帮着丈量尺寸。

　　记者：您右手在写板书，左手要去量它的尺寸，左右距离，保证这个板书漂亮、好看、准确。

　　杨佳：对，还有整个黑板大概有多长、多宽。

　　记者：这个您都要在开课之前把它量清楚。

　　杨佳：对，事先都要做到心中有数，而且事先板书写好。在课堂上，当然也会写，所以这方面都要知道哪些地方有空隙什么的。当然也采用多媒体教学，但学生不会知道这个触摸屏被我贴上了一块、一块的胶布来做记号。刚才说学生有的上了半个学期的课才知道，因为我上课就是上课，我不会讲其他的与课程无关的东西。有一次，学生发现我眼睛看不见，是因为刘恒采访我，来听我的课，所以后来在《北京日报》写了一篇报告文学《小杨教书》，刘恒说听杨佳老师讲课是一种美的享受。

　　记者：真好。听您这样讲了之后，我特别想去上一堂您的课，希望以后有机会能坐在您的课堂里，认认真真听一节课。

　　杨佳：欢迎。

　　记者：我们再来聊2000年，相信谈到这一年，您的整个情绪就会变得非常高涨了，因为这一年您迎来了人生当中的一件大喜事，您拿到了一份来自哈佛的offer（录取通知书）。

　　杨佳：是，这也是我失明以后第8年。在新的世纪里，我所在的研究生院提出了新的奋斗目标，就是要创建国际知名、亚洲一流的院所，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在这种目标的感召下，我又萌生了一个念头：我还想读书。

　　记者：可是那时候，您已经大概37岁了。

　　杨佳：对。

　　记者：37岁选择再次到美国去读书，当时怎么想的？

　　杨佳：挑战自我。

　　记者：继续挑战。

　　杨佳：对。这个时候读书就跟我当时1978年考大学不一样了，目标变得更明确。

　　记者：这不是轻轻松松试一下就能考上的。

　　杨佳：我就报考了一个学校，所以当时想着，要上就上最好的学校，一流大学，要学就学最新的专业，结果就这样了，被哈佛大学录取，而且学的又是世界排名第一的公共管理硕士学位。

　　记者：对，那个时候在国内还没有这个专业。

　　杨佳：没有。2000年，我在联合国参加千年论坛的时候，当时专门有个专题，就是全球化，在这里我就觉得我需要学更多的知识，因为对这些方面有的国家是褒贬不一。但是对中国来说，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这就是为什么报考哈佛，而且学公共管理硕士学位。这个学位可以说是比博士学位的含金量还大。

　　记者：更难拿到？

　　杨佳：对，因为学完以后可以学以致用。哈佛老师上课很活，要求很高，而且是案例教学。我记得微观经济学第一堂课，老师就往黑板上挂了三张图：这是里根时期的经济、这是克林顿时期的经济、这是布什时期的经济，而且那个图上面是用红黄蓝的笔，画了很多道道，同学们看的是一目了然，我恰好相反。

　　记者：那怎么办呢？

　　杨佳：我一脸茫然，只能课后用功了。另外，哈佛老师上课从不照本宣科，学生全凭笔记。我用学校提供的特殊键盘，每上一堂课就按下一个开关键，身旁的同学会提醒我工作键的指示灯亮了，这个时候我会随着老师的讲课熟练地打起字来，一堂课下来，同学们会说杨佳的笔记就是一篇完整的讲义。哈佛有一个特点，阅读量特别大，每个老师貌似把自己的那门课当成唯一的一门课一样，每一堂课它的阅读量都不下500页，同学们感觉时间不够用，对我来说更不够了。因为我多了一道程序，首先要通过扫描仪把讲义一页页扫到电脑上，再通过特殊的语音软件，把内容读出来，这么一来时间全没了，只有拼速度。我由原来每分钟听200多个英文单词提速到400个。

　　记者：每分钟400个英文单词。

　　杨佳：对。这可以说几乎就是录音机，快进式，变了调的语速，就这样差不多每天学习到凌晨两三点，不仅完成了学校规定的学习任务，还超出了学校规定的，多学了三门课。我记得第一个学期，我填选修课程的时候，我们的项目负责人还直说“天啊，天啊”。

　　记者：不相信你能完成是吗？

　　杨佳：对，不相信我能完成。等到第二个学期，我把自己要学的课程报上来的时候，他就不是一脸质疑了。在哈佛，要追随大师。像我学了Joseph Nye全球化的课程，还有我的论文，就是《论邓小平的领导艺术》，被肯尼迪学院定为范文。教领导艺术课的正好是哈佛的顶尖教授，也是哈佛公共领导中心的主任，30岁入白宫效力过四位美国总统（尼克松、福特、里根、克林顿），包括民主党和共和党，这个顶尖教授叫David Grogan，他为我赠书题词，他扉页上写了满满的一版，上来就说：“佳，你教给了我们更多的东西。”而且他的那个学期最后一堂课还请我做总结发言，他为我破例打了哈佛最高分A+。

　　记者：A+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大概一年会有几个人会拿到？

　　杨佳：没有人。因为哈佛肯尼迪学院教务处规定，教授给学生课程打的最高分只能是A，Grogan说不管那么多，打了A+。这是教授对我的一种肯定，最令人难忘的就是哈佛毕业典礼，我从Joseph Nye手中接过毕业证书。

　　记者：还记得那一刻当时心中是什么样的感受吗？

　　杨佳：当时Joseph Nye喜气洋洋地跟我说：“Congratulations Jia，You are China's Soft Power，Goodluck（祝贺你，佳，你是中国的软实力，祝你好运）.”

　　记者：这个评价太高了，中国的软实力。

　　杨佳：对。当时全场几千名师生自发起立，为我，也就是哈佛建校300多年来第一位获MPA学位的外国盲人鼓掌欢呼。

　　记者：听到这里，我也禁不住想为您鼓掌了，真的太棒了。

　　杨佳：所以那一刻觉得非常激动，无比自豪。

　　记者：您是哈佛的骄傲，也是所有中国人的骄傲。我们也要感谢您，您走出了国门，让大家看到了中国人的文明素质和整个国家的文明程度。

　　杨佳：我觉得是作为改革开放的一员吧，能够做到这样一点。改革开放的确是让我能够放飞梦想，能够重返讲台，能够继续教书、写书、读书，从哈佛回来能够学以致用。我能成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唯一的一位盲人女性，并且在三年前，在人民大会堂代表九三学社做了题为《点赞正能量 厚爱正能量 弘扬正能量》的发言，“强大的正能量源自每一个人，你怎样中国便怎样，中国怎样你才会怎样”，这不正是改革开放中国精神的生动写照吗？

　　记者：是。“你怎样中国便是怎样”，这句话非常有力量，当时说出来之后，在网上也引发了很多反响，大家纷纷为您的这一篇演讲点赞，同时有很多人为这句话点赞，觉得您说出了所有中国时代新人的心声。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的时候也提出了要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而我们知道您现在身上有很多的职务，而更重要的您还是一位教书育人的老师，那么对于培养时代新人，这方面您有什么感悟？

　　杨佳：我觉得作为老师，这是我们的责任。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才是春，我们的确是需要人才，正好我所在的中国科学院大学也是一个人才培养的基地，也是一个高地，在这里我们能够勇攀世界高峰，能够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就这点而言，教师是一个非常光荣的岗位。

　　记者：我们也知道现在很多人都把您当成是人生的榜样、楷模和励志女神，在您的人生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人一直激励着您前进？

　　杨佳：有啊，我的这个女神，这个楷模，就是我的导师李佩先生，而且她一直激励着我，她是被誉为“中国应用语言学界第一人”，也是“中关村最美的玫瑰”。为了建设新中国，举家回国，她的丈夫郭永怀是美国贝尔实验室的著名科学家，为我们国家成功研制“两弹一星”殚精竭虑，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在飞机失事的一刹那，他跟警卫员紧紧地抱在一起，这是一个将生命置之度外的壮举。就是这么一个举动，夹在两个人身体之间的绝密文件才得以完好无损，可两个人的身体再也无法分开，只能合葬。唯一的女儿郭芹，也被病魔夺走了生命，一家三口就剩下李老师一个人。可她还在教学，还在教博士生，下雪天还在义务给博士生补课。所以在我生命最茫然、最黑暗的时候，我想到了李先生，我想是什么力量在支撑着她，导师的崇高信念跟人格风范激励了我，给我巨大的勇气和力量。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天生我材必有用，只要活着，就应该活出尊严，活出希望，更活出爱，这就是李老师教给我的。我也坚信，海伦·凯勒说：“假如给我三天光明。”要我呢，我不满足“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我想要给我的话，那给什么呢？我对未来是充满信心的。因为我坚信，随着科技的日新月异，有基因疗法、干细胞研究领域的这些重大突破，我相信盲人总有一天会重见光明。

　　记者：我们也共同祝福您，祝福大家都能够勇敢地去面对生活，努力去爱，同时勇敢的去面对挑战，面对困难，相信阳光总在风雨后，谢谢您杨老师。（本期嘉宾由全国妇联宣传部推荐　记者：范曼瑜 摄像：高晟寒 赵洋 编导/剪辑：林和 监制：刘鲲鹏 责任编辑：邓植尹）